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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國文人筆下，尋回那個正在消逝的老北京
原標題:在民國文人筆下，尋回那個正在消逝的老北京
人傢說想北平大覺寺的杏花，香山的紅葉，我說我也想；人傢說想北平的筆墨箋紙，我說我也想；人傢說想北平的故宮北海，我說我也想；人傢說想北平的燒鴨子涮羊肉，我說我也想
這是1940年初，因抗戰移居昆明呈貢的作傢冰心一段 苦戀北平 的文字，題為《默廬試筆》。戰亂的顛沛流離，讓作傢潛意識裡更加向往昔日的北平， 舊京 在這裡幻化為一種對日常生活的眷念與文化懷舊， 舊京 如此真實豐富且美好。這種 舊京依稀夢尋 的敘事模式，頗能引起歷史的懷舊感。正可謂 舊京好，風景舊曾諳 。
而1946年8月，抗戰後 一別九年 ，再次回到北平的沈從文卻另有一番感慨。他在南方時聽到一種說法， 此後南京是政治中心，上海是商業中心，北平是文化中心 。但他卻認為， 文化中心，必擁有知識才得人尊敬，必擁有文物才足以刺激後來者懷古感情因而寄希望於未來。北平的知識分子的確不少，但是北平城既那麼高，每個人傢的墻壁照例那麼厚，知識能否流註交換，能否出城，不免令人懷疑。 而他對於北平文物能否激發青年人對祖國的愛，能否發揮應有的教育作用也並不樂觀， 若所保留下來的莊嚴偉大和美麗缺少對於活人的教育作用，隻不過供遊人賞玩，供黨國軍政要人宴客開會，北平的文物，作用也就有限。 （沈從文：《北平的印象與感想》）
正可謂 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 。那麼民國北京，很多當時文人筆下的 古都 、 故都 抑或 老北京 ，究竟呈現出一種怎樣的面貌？季劍青先生獨辟蹊徑，從民國知識人的歷史敘事中，重構民國北京的多元圖景。其新著《重寫舊京：民國北京書寫中的歷史與記憶》一書，帶給我們頗多啟示。
撰文| 李楊
重識舊京
傳統 神聖空間 回歸城市功能
季劍青先生將民國北京稱為 舊京 ，他認為 舊京 有兩重含義， 一是帝制時期遺留下來的建築、古跡和空間格局，二是北京作為帝京的歷史 。
近年來關於民國北京的市政建設與改造、城市規劃、城市社會生活史已有不少研究。而作者坦言，本書並不是以民國北京為對象的嚴格意義上的城市史著作，而是關於對北京過去（ 舊京 ）的認知、理解及想象的歷史研究，更接近心態史與觀念史。換句話說，作者要探尋的乃是民國時期人們如何對待和處理 舊京 的問題。與以往描述民國北京或所謂 老北京 喜歡從日常生活（吃喝玩樂）的角度不同，作者著手的重點乃是城市空間、城市景觀的變遷及其背後的文化轉型。
《重監視器台中推薦寫舊京：民國北京書寫中的歷史與記憶》
作者：季劍青
版本：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彰化監視器店2017年7月
在大量典籍、詩文、建築、城市規劃、民族國傢等問題的 書寫 互動下，作者條分縷析地呈現瞭古都北京逐漸消逝的氣息。
於是我們看到無論是宮苑的轉變、旅遊指南與城市景觀、城市規劃的發明，抑或是寺廟與掌故、地志的變遷、名勝的名與實， 古城 憂思，還是 另一種建築史 ，乃至 從新北京到古都 ，這條線索始終貫穿其中。我們知道自金代海陵王1153年遷都北京興建中都，再到元大都的整體規劃，尤其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外城建成，北京 凸 字形的格局保持瞭近400年。民國年間因為帝制的廢除，原有的城市空間佈局與宮苑禁地重新被賦予瞭新的時代意義，這正是北京尋找自身 現代性 的關鍵時刻。本書的意義正在於揭示這種 現代性 探索背後的復雜歷程與多重聲音。
1918年，北京城市民慶祝一戰勝利，打出 為世界造和平 大同世界 等標語。
其實，以城市空間與城市景觀為載體的近代北京文化轉型，是與晚清民國的學術轉型同步的。臺灣學者王汎森在《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 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之沖突》一文中指出，民國學人開始跳出傳統四部之學的束縛，以 平等的眼光 看待各類史料和古物，將其看作學術研究的對象。這是一種劃時代的轉變。從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民國時期的北京，在一批新式學人眼中，古跡與古物不再被作為憑吊與懷古的對象，研究的態度開始取代懷古之幽情。
現代學術機構對寺廟的文獻整理與實地調查，梁思成與林徽因的建築史研究以及朱啟鈐的市政建設實踐等，一方面受到西方學術思潮的影響，另一方面也使得傳統的神聖空間得以 去魅 ，回歸城市功能本身。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這也是一種傳統文人時代的終結，諸如古人的詩歌 雅頌 ，雖然在日據時期一度回光返照，但終究是 無可奈何花落去 。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新的學術研究范式之確立反而意味著與傳統文化之間的某種斷裂，這也正是追求 現代性 的代價。
何為北京
彰化監視器廠商城市歷史書寫永遠都是 進行時
除此之外，本書更啟發我們思考北京的文化認同問題。近年來關於 何為中國 的研究與討論一度甚囂塵上。葛兆光先生指出，歷史上有三個時代喜歡談論 中國 ，北宋尤其是澶淵之盟以後、晚清民國時期與當代。他認為正是因為這三個時代都面臨著各自的問題，各種挑戰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內部原因，於是當時的士大夫感受到某種壓力彰化監視器安裝與焦慮，相關的議論才逐漸多起來。
這也啟發我們思考 何為北京 的問題。從遼南京時期的陪都，金朝建立的金中都，再到元大都與明清北京城，帝制時代作為都城的北京其實一直充滿著多民族共同體的色彩，以漢族中國為中心的論述顯然並不能詮釋北京的全部歷史。故而傳統時代對北京的認同應當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
再到近代，北京的城市定位與文化身份也並不明確。正如唐曉峰先生在一篇訪談中談到的： 北京城的近代性是什麼？其新的價值和功能是什麼？這是研究民國北京城一個具有核心性的問題。既然民國北京城不是典型的近代城市，缺乏近代城市那些 新 東西，那麼，難道它還是以前的那個王朝時代的北京城嗎？顯然不是。那麼，北京城在哪些地方、又是如何脫離傳統的呢？ 所以我對本書《文化城的建構》一節尤感興趣，因為這部分內容直接關涉到北京 文化身份 確立的問題。
正是因為1928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成為北平特別市且不再作為政治中心，以及隨後日本的步步緊逼，留守北平的政界與文化人士對北京的身份才有瞭認同的焦慮，北平的古跡與古物開始被著意保護並發掘其 文化內涵 。作者指出，對北平 文化城 身份的建構，標志著從整體上將舊京客體化過程的開始，它既是利用過去來定義現在的文化實踐，同時也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政治危機的產物。
民國初年，北京城出現瞭不少棋茶館和棋攤。
從城市史與 大歷史 背景來看，尤其從城市內在演變脈絡來看，近代以來自庚申之變（1860年火燒圓明園）、庚子之變（義和團事件）與清末新政、再到1928年政治中心南移與日據時代，可能是研究近代北京城更重要的一些歷史節點。可以說，每一次的戰爭與政治變動，帶給北京創傷記憶的同時，也更激發出對城市身份重新認定的訴求。往往伴隨著這種訴求的則是市政建設的推進或是城市規劃的重新設計與安排。這是一種頗為吊詭的歷史邏輯。
最後，因正在關註上世紀50年代的北京城市史，對本書末篇中 新北京 的相關論述還想多說幾句。個人認為，從城市規劃與空間改造的角度來看，20世紀對北京城市改造最大的兩個時代，一個是50年代，一個是世紀之交的 奧運時代 。50年代的 新北京 建設力度空前。據1956年的一份檔案 《蘇聯專傢對北京市建築行業長遠規劃的建議》記載： 從1930年至1948年，即在18年的時期，國民政府僅僅建成瞭2,500,000平方公尺建築面積的建築物。在解放以後的幾年中，即是在7年(1949-1956)的時間內，首都已經建成瞭14,089,240平方公尺建築面積的各種使用性質的建築物（根據1956年1月份的資料，城內所有建築物的建築面積為34,100,000平方公尺）。這樣的建築速度是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因此，可以說在解放以前北京市幾乎沒有進行什麼建設 。
北京市副市長張友漁1950年的講話中也提到 新北京 一年的道路建設相當於民國北京政府三年的工作量。奧運時代的標志性工程與建設我們亦耳熟能詳。有意思的是兩個時代都打出瞭 新北京 的旗號，這種新的身份定位，自然意味著與傳統北京以及民國北京的差異，自然也意味著新的文化認同與歷史敘事的誕生。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北京城市的歷史書寫永遠都是 進行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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